题：在故宫钟表馆聆听文明交融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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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董婧佳

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朝万历皇帝进献了大小两座自鸣钟，机械钟表的嘀嗒声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宫廷中响起。此后近300年间，自宫廷至民间，作为中西方文化、科技、经济交流交往的“第一使者”，钟表几乎无可替代。

位于故宫博物院南群房区域的钟表馆，展陈着清宫留存下来的中外钟表。故宫现藏的1500余件钟表多制作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正是欧洲钟表制造业黄金期。这些钟表既有欧洲名家之作，也有出自清宫和广州的精品，其数量之巨、质量之精、覆盖地域之广、跨越年代之久，堪称世界博物馆钟表收藏之最。

“西方对时间的认知是物理学的，对精度的追求一直是他们的基本目标，这催生了机械钟表的诞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说，但中国古代的人们多通过具体情境来感知和表述时间，如“日上三竿”“一炷香的工夫”。“当看到这么小的人工制品还能自动精准报时，对于习惯模糊性计时的中国人来讲，这种惊奇和心动是可想而知的。”

据利玛窦记载，万历皇帝对两座自鸣钟非常珍爱，特意为大钟建造钟楼，安装在御花园，小钟从不离身。

利玛窦的到来也开启了中国宫廷对钟表技术的研学。自清顺治帝至嘉庆朝初期，有记录的在清宫从事钟表制作的外国传教士就有十几位。康熙时期设立自鸣钟处，统辖钟表制作、修理等，雍正晚期又成立专门的做钟处。

“清宫‘御制钟’是集宫廷、皇帝的审美意趣和西方钟表技术于一体的文化融合产物。”据郭福祥介绍，乾隆时期钟表收藏和制作达到鼎盛，当时做钟处拥有百余工作人员，所制钟表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巅峰。

现展于钟表馆中的更钟是清宫钟表的一个重要发明。“它的外形、雕刻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建筑的微缩，中间的大表盘跟西方的一样，有罗马数字、时针、分针，在上面还有节气盘和时间盘，到了晚上可以调节成打更模式。”郭福祥说，更钟将中国传统的夜间打更计时方式和西方的24小时计时制结合在一起，是清宫对世界钟表制造的一个重要贡献。

纵观钟表馆陈设，可感知18至19世纪中国与世界文化、贸易的互动。18世纪进入中国的多为英国钟表。到了19世纪，瑞士和法国迎头赶上，不仅依中国审美设计样式，打造专销中国市场的“大八件”机芯，30多种欧洲品牌甚至直接采用中文商标。

“钟表馆是故宫唯二需要单独收费的展厅，足见其特别。”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季说，故宫馆藏钟表多是融东西方元素于一身，古今中外人士都能欣赏。“我记得法国卢浮宫馆长来故宫参观时，一到钟表馆眼睛立刻亮了，远远超出预计时间。还有我们在修复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技术，但是英国专家一听，就说这是亨德尔的曲子，这就是文化的交融。”

“在通过齿轮等活动机械实现表演功能方面，中国的技艺甚至比西方还厉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古钟表修复技艺传承人王津，眼下就在修复一座广州制钟表的滚球功能。这是一对钟表中的一座，另一座由故宫第一代钟表修复师徐文磷修复。

近日，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王津在调试铜镀金太平有象变字滚球钟。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摄

徐老先生正是最后一代供职于清宫做钟处的工匠，得益于他的传承，钟表修复技艺成为唯一在故宫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这项“宫中秘技”被更多民众知晓，“很多年轻人主动投来简历”，王津笑着向记者介绍“壮大”的修复团队，有学习珠宝镶嵌的研究生，也有留学归来的机械设计人才，王津的大徒弟亓昊楠如今也带了两个徒弟，将这项非遗技艺传承至第五代。

“许多人认为乾隆好收藏是欲望使然，但其实不尽然，这背后隐含着政治话语的表达，唯有清平盛世才能使天下珍宝得以聚拢。”郭福祥说，但乾隆的表达方式也带来了误解。

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曾为乾隆献上一台代表欧洲最先进科技的豪华天文地理音乐钟，但乾隆表现得“很不感兴趣”。“其实乾隆非常重视这座大表，亲自安排包装、做标签、在哪里展示……”郭福祥说，“正是这种里外不同的态度误导了当时的西方人包括国人，西方就觉得中国人不重视科学。”

近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向记者介绍铜镀金七政仪表。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摄

西洋钟表为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一项技术转移，更是时间计量观念的转变。清末，小时、分钟已是国人常挂嘴边的词汇，更遑论在宫中，大自鸣钟早已是和铜壶滴漏分列交泰殿东西两侧的重要礼器。

18世纪末，更加提倡朴实生活方式的嘉庆皇帝亲政当年就表明了“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的态度，宫廷钟表的采办由此骤减，民间成为中国钟表消费的新主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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